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陆学术界对胡适、陈独秀等人的评价已有了巨大变化，作为工具
书的《鲁迅年谱》，在这方面也实在应该与时俱进，应该与学术界的共识接轨。胡适在中国现代
文化史上的贡献、胡适巨大的正面价值，越来越被人们认可。增订本屡屡言及胡适，但却总是
彻底否定，在今天看来，显然是过于简单粗暴了。增订本这样对“新月派”进行注释：“主要成员
有胡适、徐志摩、陈西滢、罗隆基、梁实秋等。一九二三年在北京成立‘新月社’，……他们先依
附北洋军阀政府，后转而投靠国民党政权。”(第3卷第27页)对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大陆学界的评价已今非昔比，增订本年谱的“依附”、“投靠”一类说法，已与人们的共识相差太
远。增订本在介绍1935年12月的“时代背景”时，说本月“胡适在《独立评论》一二八号发表
《为学生运动进一言》，诬蔑‘一二九’运动是盲动、轻率；又在北大演讲，劝学生上课，被学生哄
下台”(第4卷第284页)。这样的说法，在今天看来，实在是太不负责任了。1935年，日本积极
策划所谓“华北自治”，企图让华北成为第二个东北。对此，胡适在各种场合都旗帜鲜明地表示
反对。在1935年12月1日出版的《独立评论》第179号上，胡适发表了《华北问题》，坚定地指
出：“决不能容许任何区域在此时机脱离中央而变成受外人卵翼的独立区域。在这个全国统一
的时机，若有任何破坏统一的事变出现，主持人必定成为全国人痛恨的对象，必定成为历史上
孝子慈孙永永不能洗刷的大罪人。”又强调：“在今日形势下，一切委曲求全的计划都是空谈，
决不能‘枉尺而直寻’，只有我退一寸，人进一丈。屈辱是永无止境的，求全是决不可能的。只有
我们能守御的力量是屈辱的止境。一切甜蜜的诱说都是骗小孩子的诳语。”
接着，胡适表达了对学生无休止地罢课的异议，因为“罢课是最无益的举动”，罢课“不能丝毫
感动抗议的对象”。简要地说，胡适并没有“诬蔑‘一二九’运动是盲动、轻率”，他只是苦口婆心
地劝学生不要在游行请愿之后，再没完没了地罢课。1949年后的数十年间，胡适头上被强加上
许多不实之词，被强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2000年版的增订本《鲁迅年谱》，仍然沿用了这种
评价模式。这种现象实在应该尽快得到改变。